春秋时期，公元前521年，宋国发生内乱，权臣华氏、向氏起兵对抗国君宋元公。双方的军队展开大战。忠于宋元公的军队里有一个将领，叫作公子城。而华氏那边也有一员勇将，叫作华豹。这两个人的兵车相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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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子城掉转车头往回走，他的对手华豹在后面喊他的名：“城也！”公子城就被激怒了，他掉转车头，就来和华豹对阵。公子城刚刚把箭搭在弓上，那边华豹已经把弓拉满瞄准了。只听得“嗖”的一声，华豹的箭射过来了，但是没射中。
公子城虚惊一场，他再次搭箭，但那边华豹又已经把弓拉满了，第二支箭又要射出来了。公子城技不如人，他急中生智，大喊一声：“不狎，鄙！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一年》）。意为你这个人太不讲竞赛规则了，一人一箭啊，你射完一箭又一箭，不让人家还手，太卑鄙了！
华豹一听，有点惭愧，于是就把箭从弓上抽下来了。公子城倒也不客气，稳稳当当射了一箭过去，正中目标，把华豹射死了。
华豹的车上还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车右，叫作张匄。他抽出殳，一种长杆兵器，从车上跳下来，直奔公子城而来。公子城一箭射过去，把张匄的大腿射骨折了。张匄倒在地上一路爬过去，用殳猛击公子城的战车，但是没打着人。公子城又补了一箭，把张匄射死了。现在华豹的车上就剩下驾车的御者干犨。干犨对公子城说：“请你也给我一箭吧，把我一起射死得了。”
公子城说：“我帮你去向国君求情，或许可以免你一死呢。”干犨说：“不和战友同死，是犯了军中的刑法的。我犯了法而跟随你，国君肯定会看不起我，又怎么会用我呢？给我个痛快吧！”于是公子城把他也射死了。本来死定了的公子城，居然利用对手的君子之仁翻了盘，大获全胜。
这个故事让我们不胜唏嘘，也让我们得以管中窥豹，了解了春秋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。具体来说，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争的三个特点：
第一，崇尚礼义、讲究规则的古典精神。春秋时代的战争，虽然在战场上也是生死之争，但在生死之外，还有着一种崇尚道义，讲究礼法的精神，这也是一种贵族精神。命可以不要，但这种礼义要讲，在战争的血腥气之外，体现了一种超越生死的崇高感。华豹在明明已经把对方的性命攥在自己手里的情况下，放弃了第二次射箭的机会，而让对方也射自己一箭，结果使自己丢掉了性命，还害得同车的两位战友也丢掉了性命，更害得己方输掉了这场战争。春秋之后，当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斗争越来越残酷的时候，这种谦谦君子、光明正大的作战方式就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第二，元气丰沛的慷慨从容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深深的战友情谊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。华豹一方虽然失败了，但是他们同车战友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情谊，让人动容。御者干犨、车右张匄在主将已死，己方明显不利的情况下，并没有选择逃走，而是留下来继续战斗。车右张匄跳下车扑向敌人，中箭，断了一条腿后仍然坚持进攻，爬也要爬过去，战斗到了最后一息，给敌人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。而御者干犨，也不愿意独活，不愿意投降去获取荣华富贵，而是主动请死，最后与他的两位战友一起殒命沙场。这种同生共死的袍泽情谊，这种勇敢和血性，千载之后，依然让人感佩。
第三，以车战为基本的作战方式。当时战车是军队的主力，就相当于现代的坦克，对于装备简陋的步兵来说，在高度、速度、冲击力、打击力、防护力等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。双方战车在平原上对决，是最基本的作战形式。
春秋时期的战车，是单辕、两轮、四马的。前面一根很长的车辕，又叫“辀”。车辕的左右两边，各有两匹马，一共四匹，牵引着马车前进。车辕连着后面一根车轴，两者垂直相交。车轴两头各有一只轮子。车轴上面有一个车厢，车上乘三个人。中间的为御者，负责驾车。站在车左边的人称为“车左”，负责射箭，他的地位也最高，是指挥官，公子城、华豹就在这个位置。而站在车右边的人称为“车右”，负责近距离格斗。那位勇敢的张匄，就是车右。
车左射箭，车右格斗，为什么这样安排呢？因为古人也与今天的人一样，大多习惯右手用力。因此，车左射箭比较方便，左手持弓，右手引弦搭箭；而车右执戈、矛、戟、殳等兵器击刺、勾杀、打砸，用力也很顺。
车左又称为“甲首”，负责指挥全车及附属步兵，相当于今天的坦克车长。他的射箭技术应该要比一般人高超，远距离打击的任务，就交给他了。车右又称为“戎右”“参乘”，是负责近战的勇力之士，不但要与敌人进行近距离格斗，保护车左和御者，擒拿敌人，还要兼管车辆的维护与修理。这些岗位不是绝对固定的，有的人在更高级的官员甚至是国君的车上，可能担当御者，或者是车右，但下到自己主管的部队中，他又成了主将，站到了车左的位置。
上述情况，是春秋时期——车战的成熟和巅峰时代——战车的基本形制和武力配置。战车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，它的产生和发展，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
（原标题：春秋车战中的慷慨从容）
来源：北京日报 作者 赵长征（作者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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